第十三章 李世民–这个祖宗得认 下（1/2）

法琳回到自己的别墅豪宅以后，经过三年多的闭关苦思，头发都快掉光了——这个可能看不出来，反正就是挺费脑细胞的，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，决定再次出手。

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先通过发表文章制造舆论，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，然后再去和政府谈条件。结果，当他发表了以《辩证论》为题的很多观点以后，还没来得及去找皇帝实施第二步计划呢，613年九月，道士秦世英就跑到李世民那告了他的黑状。

秦世英说：“陛下啊，那个法琳团伙亡我之心不死啊，上次教训了一顿还不老实，又在暗中搞风搅雨呢，您瞧瞧，这不是他写了好几卷子《辩证论》，不仅大肆鼓吹佛教比道教好，还大骂您老人家的先祖，大骂皇室，杀他几百次都够了。”当然，秦道士的说法比较文艺，说“讪谤皇室宗庙，毁黩先人，罪当罔上。”

秦世英这招可谓阴毒至极，龙有逆鳞，宗庙先祖岂可轻辱，李世民当时雷霆震怒。不过太宗总算是个明君，没有失去理智，冷静了一下再想想就明白了，于是派刑部尚书刘德威、礼部尚书令狐德棻（这时终于升官了）等人组成审判团，负责审理法琳一案。

据佛典记载，主审刘德威问法琳，当今陛下尊崇道教，奉老子为先祖，道教排在你们佛教上面这不是应该的嘛，你们还非想要压道教一头，你这不是脑子有病吗？最不应该的是，金口玉言，万岁都下旨了，你不但不执行圣旨，还四处造谣，毁谤皇室，你犯事了，你犯大事了，坦白从宽吧。

法琳也冷静下来了，官法如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，谁能不害怕，于是矢口否认，我哪敢不遵圣旨啊，没有的事儿。

于是，经过一个来月的取证调查、法庭辩论，在大量的事实面前，法琳依旧坚持无罪辩论，不坚持也不行了，真承认了那可是要命的。刘德威等人只好如实汇报给李世民，李世民一听不太相信，你们是不是消极怠工啊，去，把他给我叫来，朕要亲自审问。

面对皇帝，法琳引经据典，对答如流，据说接连回答了李世民二百多个问题，把李世民听得心悦诚服。不过这并不足够让皇帝就把这件事揭过去，还没个结论是不能免了法琳的罪，后来李世民又想了个办法。十一月二十日下诏说，你不是说佛法灵吗，给你七天好好念观音经，求佛祖显灵，如果显灵了就饶了你。

七天以后，李世民派人去看看结果，虽然菩萨、佛祖、罗汉什么的都没来救场，法琳却照样泰然应对。实际上，李世民已经有了给法琳免罪的想法了，派人把他带来，又详细问他佛和道的优劣，法琳对答如流，佛典方面肯定是要大力美化法琳，所以最后皇帝终于敬服于法琳的佛法渊博，把他无罪释放了。

事实上，李世民也的确对法琳从轻发落，安排他去益州度假了。临行前，法琳还作了一篇《悼屈原篇》，不禁让我想起在想当年，贾谊也曾被汉文帝贬到长沙，然后写了篇《吊屈原赋》，想来自古这些受了委屈的都喜欢和屈原沾点边。不过贾谊是公认的大才，司马迁把他和屈原合在一起作传，欧阳修也专门为了班固对贾谊的一句不合适的描写，专门写了篇《贾谊不至公卿论》为贾谊鸣不平，可法琳也仅在佛教界算是高僧，和屈原比想来有点不适宜吧。

无论如何吧，反正是法琳也写了，人家也说了自己是为了“寥申己志”，640年六月，还没有踏上四川的土地，可惜一代高僧病死在百牢关菩提寺。道友们可以看看地图，百牢关离四川已经不远了，再坚持坚持没准就到了。

有关法琳，后面在讲佛道之争时再介绍吧。

有些人会问，《西游记》里唐太宗李世民不是还派唐僧去取经吗，感觉小说里面的大唐就等着佛教来救万民出水火呢，就等着唐僧取来的真经拯救这个地球了，那不是应该很重视佛教才对吧？

有关唐代的佛教问题，我们也讲了一些，就不再详细探讨了，整体上，唐太宗对道教和佛教是一种兼容并用的态度，只是对道教多了一层尊祖的意思。随着尊道抑佛的政策深入化，佛、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，斗争日益激化，出于政治、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，唐朝政府为了稳定和平衡才会有偏向道教的一些措施和行为，此后的历代大唐皇帝们，也基本上效法了唐太宗的宗教政策。

有学者研究过，经过法琳这件事，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态度还是有所改变，特别是贞观十四年前后，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之前，李世民虽然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的政治原因，才不会走极端去灭佛，但常期受到傅奕、魏征等人的影响，对佛教却也不会生出太大的好感来。特别是傅奕，这绝对是一位坚定的反佛斗士，后面再开个单章讲讲他和唐代的佛道之争那些故事。

正是由于这些道士、道士出身的大臣等时时在耳朵边上说佛教的坏话，早在贞观元年之时，就检校佛法，清肃非滥，“朕于佛教，非意所遵。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，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……子孙复亡而不暇，社稷俄顷而为墟……”，还说佛教是“殊俗之典”、“异方之教”，哪里比得上我们本土的“诸华之教”，“敦本之俗”。长孙皇后也夫唱妇随，表示“佛道者，上每示存异方为之教耳。常恐为理体之弊”。由于修订了氏族志，又认了正统华夏的老祖宗，自然就认为皇室血统是源于华夏的，比孔圣人的山东士族还要高贵的，这一套本位理论可以说是完全承袭了北魏太武帝。

由此可见，唐朝政府对于佛教的弊端认识还是很深刻的，也天然有警惕之心和偏见。通过李渊和李世民的有效地宗教政策的实施，全国的和尚总数从隋朝时的二十三万多人，到唐太宗时期已经降到了不足七万人，这和早期的李渊沙汰政策有很大关系。